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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走红军路,井冈山之行感悟之王佐、袁文才之死的思考与反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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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发布时间:2016/10/23 20:03:30
  • 作者:cls_yinhe

重走红军路,井冈山之行

  1927年9月,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遭重挫后,率领起义军余部转移到了江西井冈山地区。在这里,受到王佐、袁文才领导的两支当地农民武装的欢迎,并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,袁文才任团长,王佐任副团长,建立起工农红军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,开启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漫长征程。

  然而不到三年之久,在1930年2月,王佐、袁文才因被怀疑叛变,以开会之名骗至永新县城杀害。作为已被整编的工农红军的一员,最后却被自己人所杀,有其深层的历史原因。

  1928年6、7月间在莫斯科召开了中共六大,会上通过了《关于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》。在这个决议案里,对土匪武装的问题,作出了这样的规定:“与土匪武装类似的团体联盟(指与其结成统一战线的联盟)在武装起义以前可以利用,武装起义后宜解除其武装,并严厉镇压们”;“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首领,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,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。”

  1929年初,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柏露会议。柏露会议期间,毛泽东召集朱德、陈毅、彭德怀、谭震林、王怀、龙超清等人传达了六大决议。一向与袁文才、王佐不和的永新县委王怀和宁冈县委龙超清等人,以决议精神为由,坚决主张杀掉袁文才,但毛泽东力保袁、王二人。

  1929年2月,袁文才随毛泽东红四军主力下山,准备转战赣南。途中因知晓六大决议,又担心此去不回,自行离队回到井冈山。杨克敏在报告中提到:“袁、王对党的认识很薄弱,小资产阶级意识非常浓厚,信仰个人,不相信群众,个性很强,不接受批评,边界因此称为‘特殊党员’。他们相信自己万能,枪杆子万能而已”。

  1930年初,王佐、袁文才活捉了茶陵靖卫团团长罗克绍,还俘获了20多个造枪工人和部分造枪机器。在没有请示特委的情况下,他们自作主张,款待罗克绍,计划利用其从长沙购买造枪所需的钢铁和火药。被党内怀疑是袁、王与敌勾结,准备叛变。

  1930年1月下旬,湘赣边界特委、赣西特委、红五军军委在遂川县的于田召开联席会议,正在湘赣边界的中央巡视员彭清泉主持了这次会议。会议作出了武力解决袁文才、王佐的决定。

  袁文才和王佐掌控的红四军三十二团,拥有1000余兵员,700余支枪,还有一座兵工厂。为掌控事态,特委将袁、王二人诱骗至永新县城,然后借助正游弋在安福、永新边界的彭德怀的红五军下手。他们知道袁文才、王佐最听毛泽东的话,他们就盗用毛泽东的名义,给王佐、袁文才修书一封,约王佐、袁文才率部于2月22日在永新县城合编,然后配合红五军共同攻打吉安。他们还派人前往彭德怀红五军军部,对彭德怀说“袁文才、王佐要叛变”、“在永新县城联席会议上,强迫特委决定把边区地方武装归他们改编统率”等等。 彭德怀信以为真,就派张纯清率红五军第四纵队300余人随朱昌偕赶往永新县城,去解决袁文才与王佐。同时,特委又将宁冈、茶陵、遂川等五县赤卫队调往永新县城,把袁文才、王佐的住处包围了。

  当日凌晨四点,发起了围剿行动。袁文才起床不及被打死在床上。王佐听到动静与刁辉林、李神龙等人骑马冲出,但通往井冈山必经之路东关潭上的浮桥早已被抽走,不会游泳的王佐掉入潭中,三天之后在下游发现其苍白肿胀的尸体。

  纵观历史,袁、王自身的毛病及其部队存在的一些不良习气,是导致事态恶化的主要诱因。袁、王及其部队虽然已被编为红军,但长期的绿林生活对他们的影响很大。许多人过惯了自由散漫的生活,组织观念淡薄,纪律松驰;袁、王两人性情高傲,只信仰个人。袁、王曾当着部队和特委县委的面说过“毛委员有帝王之相,是个中央才,跟着他是有出息的”、“我只听毛委员的”,并主动做媒,促成贺子珍嫁给毛泽东。而当时毛泽东在中央并不得势。

  袁、王只是当时共产党团结起来的土匪武装力量之一,部分武装力量限于其出身确实带来恶劣的影响,很不利于当时工农红军的成长与形象的建立,所以有六大决议中对其定义的“土匪首领”进行“完全歼除”的决定。

  这样的决议是共产党率领的工农红军走向正规化必行之路,只是在苏联召开的六大中所采取的一刀切,不留活路的做法,既不符合实事求是的作风,更是忽视了对群众的影响。

  袁文才、王佐及其部分部下被当作反革命除掉后,带来了很严重的后果,那就是使党和红军在井冈山很长一段时间内失去了民心。袁、王剩余部下及亲属公开反水,放了罗克绍,与共产党率领的红军为敌。当地老百姓也对红军颇为反感,尤其是参与武装杀害行动的红五方面军,而该军是驻扎井冈山进行反围剿战役的主力。失去群众基础的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败,致使井冈山根据地彻底沦入敌手。后虽有肖克、陈毅、王震等数次规划并攻打井冈山但均未成功,致使其失守达19年之久,直到1949年9月才由前身为朱毛红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野战军第18军的部队收复,不能不令人感慨唏嘘。

  王佐、袁文才之死给我们带来很多思考。对于企业来讲,早期发展过程中吸收各方人才,举贤而任之。但随着企业的成长,规范化是做大做强的必经之路,势必会要求统一价值观,甚至制定一定的行为规范。作为员工,需要积极主动地去适应变化,而不是居功自傲,甚至像袁、王二人一样不服上级指挥,搞小团体。

  对于管理层来讲,井冈山精神中的“依靠群众”是恒古不变的道理,得人心者的天下。这里的“群众”有三层含义,一是企业的组成员工,二是行业内及社会上对企业销售与成长产生影响的人,三是承载企业的客户。以客户为中心是现在大多数企业的核心价值观之一,但另外两类群众的诉求容易不被重视。《毛泽东文集》第七卷中指出,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,这里的一切力量,显然是包含了这三类“群众”的。银河在这方面已迈出了自己的步伐,整合了经销商、集成商、彗星团队的多重资源,但是这还远远不够,尤其是要服务好这些“群众”,需要我们企业每一个环节成员的努力。

  之所以说杀害王佐、袁文才是错杀,在于忽视了“群众”的感受。这不仅逼迫王佐、袁文才剩余部下及亲属的反水,破坏了周边地方武装力量对共产党的信任,也失去了当地老百姓的好感。王佐、袁文才之死有其历史的必然性,但并不是必须。而现今回顾历史来看,在没有调查清楚的前提下就做出叛变的裁决并简单粗暴地将其杀害,是显然弊大于利的。